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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廷的皇帝康熙智慧过人。那个时候，康熙身边就放着地球仪，还曾依据西方的方法推算日食，显示出他对地圆说的认同。除了郑克塽的投降，对民生、政权稳定的关注以及对自己军事成就的自信，加之对地球的认知，这些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康熙施行开海令的背景。

　　清廷立国之初，便是以禁海为宗旨。一方面，反清势力很多逃亡海外，这些是清廷并不熟悉的地方，跑到海外的汉人，一直被认为是满人政权的隐患；另一方面，朝廷经济驱动力也不强，“……一次次血腥的屠城，把东南沿海的市集、工商业几乎摧毁殆尽，自然不需要海上贸易了，海商也就被视为海盗，私商更是成为逆贼”。

　　中国历史悠久的海外民间贸易，伴随的是移民流动。清廷立国之前，华人以其勤劳和精湛的技艺，在南洋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　　清初，中国的对外贸易并非仅限于广州一地，而是粤、闽、浙、江四省的多个港口。我们略过诸多的细节，将目标聚焦到1757年。这一年是乾隆二十年，自此后，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。

　　一定意义上，十三行是官商。其“天子南库”的定位，将此事的本质圈定。不过，一顶官帽、一身朝服，并没有给这个群体带来什么，其更多的是义务。有事之时，十三行的商人必须进行捐献、常贡、军饷等。在资金不足之下，行商也不得不经常申请分期付款——即使如此，这种申请也无济于事。朝廷及官员们的索取过于频繁，乃至于十三行破产频发，更有主事者被充军塞外。

　　如果单单从贸易数字评估，中国从来都是开放的。并且，这段时间里，中国去往欧洲的航线，是全球货物贸易最重要的干线。

　　1840年的故事，在1741年就已经确定，而1757年的这个决策，更加注定了清廷将被的方向。“因为实行了一口通商政策，中国发生从开放走向限关的逆转，不能及时地、有效地与正在走向贸易自由、科学发达、人文昌盛的世界接轨，反而日渐夜郎自大，故步自封。最终在80年后的战争中败给了西方列强手下。1757年英国人尚不敢动侵略中国的念头，我们却已注定了不战而败，而且是败在之下。”